巴金的基本资料

1、巴金的资料及其他作品

(1)、巴金为何不同意出版他的《全集》？巴金说，编印《全集》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因为，他认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2)、巴金这个现实的存在如何接受并信奉无政府主义这个思想，如何参与以无政府主义为指导原理的实际社会运动，这些“事实”的研究方面确实还留着有不少空白点要继续考察并填补。但是，如果这个研究的最后目标仅仅止于事实的再现的话，那么恰如前面已经谈到那样，这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因为文学研究要想象并思考在所有“事实”完全被可视化的终极状态中依然存留着的“问题”。

(3)、巴：大概有八种。也许有十多种文字。除了《家》而外，就是《寒夜》翻译的多。《寒夜》在日本有四个译本。

(4)、孙：现在看这个电影，这三个人倒还是可同情的人物，有一点复杂。

(5)、——从20世纪40年代巴金致沈从文的三封信谈起

(6)、巴：最近在日本演过一次，日本朋友写信来说起。

(7)、信件一般在最后标注写信日期，但《巴信》未见标注。那么，此信写于何时？笔者以史料为基础，试以分析、推断出较为具体的写作时间。

(8)、(11)　巴金1980年11月25日致姜德明信，《与巴金闲谈》第177页。

(9)、对于一定年龄以上的中国人来说，“文革”是极为沉重的话题。借用周立民先生的话来讲，不能对象化也不能抽象化的、个别的、多样化的话题。正因为如此，不仅仅是《随想录》，阅读以“文革”为主题的作品的读者之期待的水平由于“文革经验”之多样而多样，会扩散开来。虽然如此，阅读本身总体上共享一个向度，即各自记忆的再确认和各自感受到的“重量”之自我肯定。但是，恰如刚才所讲那样，因为《随想录》文本本来具有两重结构，所以虽然读者依据各自的期待而翻开文本，但是他的阅读一开始就会被文本的两重性播弄起来，而其阅读的聚焦点也动摇起来。我一直认为《随想录》是一部让读者和作者缔结某种紧张关系的相当特殊的“场域”，但是过去的《随想录》研究和批评中，如此解读和分析很少，几乎都找不到。

(10)、    大厅的一角，设有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主题书展。周立民先生潜心巴金研究，他在我校4月19日的读书节开幕式上作了题为《“不必读书”谈》的讲座，与听众探讨哪些书是不必读的，进而弄清读书的目的和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书。具体到巴金，他推荐了《随想录》。趁周立民先生来校，请他将展览的他的著作全变成了签名本。

(11)、2005年1月5日上午，上海市文联发动上海文艺界近300位着名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向海啸灾区捐款，得知此消息，刚刚度过101岁生日的巴金托人两次共送来6万元，代表这位老作家前去捐款的人留下的签名却是“上海作家李尧棠”，这正是巴金老人的真名。

(12)、另外，巴金在与孙道临的对话中，还就《寒夜》的修改、人物形象、感情基调作了说明。

(13)、四个月后，巴金正式发出“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

(14)、目前卡库和路奇都已经觉醒了，自身还是属于CP0，可见实力很强。目前路飞拿这两人来练练手。绿牛作为大将来到了和之国，路飞一点都不怕，说不定还不如路奇呢。但是CP0其他成员的实力就弱一些，基本就是炮灰。

(15)、不仅展现了封建家庭内部的罪恶和腐败、倾轧和迫害，还着力表现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觉醒和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斗争，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他们叛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

(16)、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17)、一个星期后，巴金和萧珊去贵阳郊外风景如画的“花溪小憩”度蜜月，这是坐落在花溪公园内的一栋花园洋房。是夜，两人依偎着坐在一把长长的藤椅上，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萧珊转动着一双明澈如秋水的大眼睛兴致勃勃地谈着，用温柔的目光凝视着那张脸的纯洁和天真。

(18)、话虽说如此，但是能够了解以前无法明了的情况，总是令人兴奋的事。关于巴金，也通过这样的渠道，根据以前不容易阅览的文字资料，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19)、(6)　巴金：《现代文学资料馆》，《巴金全集》第16卷第2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

(20)、1986年10月，巴金连续用三封信“申明”他的意见。巴金在信中写道：“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

2、巴金的基本资料和人文历史

(1)、在越南访问时，巴金“在紧靠十七度线的永灵住了三天”，“一位上尉同志陪我在贤良江边走了两个半天”。他在贤良江边看到的是：“平静的江水明明给人分割成了两半，美丽的土地给切断了，和睦的家庭给拆散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贤良桥分割了越南民族，分割了越南人民的心，巴金切身体会到越南人民对国土分裂的悲痛和对祖国统一的渴望。他在越南很快写成《贤良桥畔的金星红旗》(刊1963年第9期《人民文学》)，把自己的万分感慨和对越南人民的爱写进文字中。

(2)、1980年8月15日，巴金访问瑞典归来在北京居停期间又见到姜德明，他再次提起文学馆的事情：“‘原来我也想过，是不是由作家们出一点稿费支持一下，这也是作家们都很关心的事。后来周扬同志说，还是由公家来办吧。’巴老以为只要有了房子就好办了，馆内的书刊杂志，谁若需要提供的话，请出一点手续费就好了。他又说，有个朋友准备写文章要为文学馆呼吁了，让我也考虑写文章。”(3)巴金已与周扬等领导沟通过，此时创办文学馆的想法已趋成熟。

(3)、巴：因为黑暗已经到了极点，光明就要到来，走到尽头，光明就要到来，前面就是光明了。

(4)、孙：昨天我去看，很多年轻人在那儿都很安静，也是二轮电影院了，挺安静的。说明青年人能理解。

(5)、三月九日《少年文艺》社送来大批印刷精美的少儿读物。(注：其中应该有最新一期《少年文艺》。)

(6)、巴：我的意思就是这点，后来，电影我也看过一遍，我觉得主要的大概意思导演还是理解，几个演员也表达出来了。

(7)、  同样是写给小朋友的文章，巴金写于1965年的《贤良江边的怒火》则迥然不同，对侵略者的怒火与急于上前线的踊跃之情似欲破纸而出。

(8)、我国有很多经典名著，但还没有根据经典改编音乐剧的先例。音乐剧《家》不仅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民族音乐剧原创，也创下了国内戏剧舞台将经典文学作品改编成音乐剧，将巴金先生的名著改编成音乐剧的先例。在这部剧里，我们努力追求剧目题材的民族化、改编创作的民族化、表现手段的民族化。

(9)、再谈一谈访谈中提到的《一双美丽的眼睛》。巴金1979年3月6日致信李治华，“我的下一个长篇刚刚开头，写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在‘四害’横行期间的遭遇，名字是《一双美丽的眼睛》”。李治华想把它译成法文，巴金3月27日再次致信李治华，“我这个长篇大约明年年底以前写完。你要翻译，我当然同意。这个小说不一定写得好，不过我要用全力写”。范泉在《访问巴金》中提到，1992年2月21日他与周而复看望了巴金，“因为周兄问他：《一双美丽的眼睛》长篇为何不写了，是不是写萧珊的往事，还问是否已写了几万字。巴金答：已写了开头，没有几万字，内容将涉及萧珊的。他说无力写”。巴金1992年与陈丹晨聊天时提到《一双美丽的眼睛》，“刚写了几千字，由于要集中精力写《随想录》，只能忍痛割爱了”。“他所预言过的《一双美丽的眼睛》尽管没有写成，但在他晚年的生命之火中，这将是一种怎样的理性力量来引导那衰老的心？从老年的巴金身上，能否看到困顿的但丁，垂老的歌德，在幽闭的环境下寂寞地写《伦理学》的克鲁泡特金？”陈思和的这段话让人不无感伤的同时，也为巴金顽强的生命力叹服！

(10)、我在搁笔之前还想促成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我向姜德明谈过，他来信说你也赞成，不妨请你鼓吹一下。我除捐赠资料外，还可以捐点钱，我看由作协来创办最好，政府拨给一所房屋就行了。搜集资料，供给资料，人不在多，作协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来领导。所有作家的材料都收，不作评论，只向中外研究人员供应材料，收手续费。你看怎样？(18)

(11)、二月十三日  八点一刻后起。续写《少年文艺》要稿。中饭后午睡一小时，续写短文。六点一刻吃晚饭。听广播。续写短文。

(12)、1970年春节以后，上海的文化教育单位采用军事管理体制，编为团、连、排、班。上海作协被编为文化系统某团第四连，巴金从正在劳动的松江县辰山公社直接去到奉贤县“五七干部学校”劳动。

(13)、与此构成明显的反差，否定《随想录》的论调大概如下：究竟到底，《随想录》只不过是个人伤感的“随便感想”的大杂烩而已，未能触及“文革”那样史无前例的人寰惨剧之所以发生的真正原因；“讲真话”这样口号太单纯太幼稚，谁都可以讲出，《随想录》里面找不到知识分子本该具备的思想深度；《随想录》缺乏理论性抽象度，文笔太拙劣；认为一个人一忏悔就能免罪，根据这样想法，无法防止“文革”噩梦的再现，作者应该提示指向更好未来的展望和方略……。

(14)、         ——巴金与萧珊的传奇婚恋之一

(15)、1979年12月，杂文集《随想录》(第一集)出版。

(16)、直到今天，它仍激动着许多中国的和外国的青年的心。凝聚着巴金的经历和感情的《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在坚实的生活基础上进行艺术创造的结果。

(17)、再从内容看。《巴信》与高士其信中的第一句均为“一九五六年来到了”，而后者写于“一月三日”。虽然不能完全认定“来到了”必须写于“来到”以后，但依据以上分析，笔者以为，《巴信》应写于1956年到来之后的1日至4日，也就是出国前三四天里的某一天。

(18)、巴金在成都饮食甚丰。李宗林专门给他配备了一个炊事员，经常由商业局调拨给他一些吃食材料。但是一走到街上，一样萧条和荒凉。菜店无菜供应，公共汽车因无油而停开。

(19)、在“鲁郭茅巴老曹”这些“文豪”中，暂且不说“鲁郭茅老曹”五位如何，至少巴金实际上没有逃脱掉如此“悲剧”。至少在中国本土，肯定巴金的人无条件地歌颂巴金；对巴金持有否定态度的人似乎认为巴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享受的崇高声望和社会地位和待遇是不正当的，进而被某种破坏偶像的热情驱使，对他加以彻底的攻击。但是巴金的“作品”呢？与毁誉褒贬不一的“热闹”景象构成对比，似乎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就是说，由我来看，这两种立场都不见得细致周到地对待巴金的文学和作品。这样的倾向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在巴金逝世后越来越明显了。

(20)、巴金接受无政府主义信仰时的分裂性所带来的困惑和无法逾越的矛盾，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自身中的悖论：他们虽然号召取消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但它最初是作为解决国家、民族危机寻求现代化的一种方案在中国传播的，因此，在批判民族主义的同时，又难以真正地超越民族主义。同时，也能够看到巴金等人也在直面这些矛盾，在主义与现实、信仰与行动之间采取灵活的处理态度。这是面对具体环境、时机和问题的时候，一个理智的人所能够采取的切实的策略，它未必就意味着信仰的改变和背叛。在恒常的原则下也有所变化，这个看法或态度也是我们讨论巴金国家观的背景和前提。

3、巴金资料简单介绍

(1)、WENHUI BOOKREVIEWSINCE1985

(2)、展览还引用了大量巴金所著文章中的片段，在他的讲述中能真切感受到巴金与书的关系、对书的感情，观众可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书的力量。

(3)、但是，这种以事实的发掘和再现为宗旨的所谓“精密的文学研究”,在运用更为巧妙且精密的方法论的学术研究如历史学等面前，实在“小巫见大巫”，其“精密”大为逊色。我认为，发掘过去的事实，以此为据而再现作家的人生道路，或者从文学作品中随便拾取可以说明过去事实的“材料”，以再现社会或历史，也就是说，把不可视的、被隐蔽的事实可视化这种工作，最好还是让历史学或社会学去担当好了。

(4)、我的手指还能活动，我的大脑还能思维；我有终身追求的理想，我有爱和爱我的亲人朋友；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5)、  这两篇文章，刊于《少年文艺》，均未见于《巴金全集》《巴金年谱》等相关著作。

(6)、于是，巴金开始积攒可以带回去的食品。有时晚饭有一小碟花生，他不舍得吃，省下了。想带两斤挂面，又怕路上折碎。最后积留了一些花生、花生糖和两个罐头。花生就那么可怜，一点点，只够萧珊一个人一次就吃完了。在那个饥荒岁月里，巴金一家和其他老百姓一样过得很艰难，也在忍饥挨饿。他们相濡以沫，总算熬了过去。

(7)、晚年的巴金在《随想录》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他对过去的反思，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

(8)、我还知道巴金有一席真话。巴金八十岁写作《随想录》，不够痛快，不够凶狠，但是至少不是假话。当时，文人基本可以分为两类，说假话的和不说话的。巴金绕着弯弯的真话，在那时候，已经是雷、是电、是雨。

(9)、追求真实，在《随想录》中一遍遍地虔诚而痛苦地忏悔，剖析自己的灵魂，猛烈地批判封建伦理道德、深挖国人灵魂中的奴性，以人格的魅力参与现代伦理文化的建设。

(10)、短篇小说集《复仇集》、《光明集》、》、《沉默集》、《神·鬼·人》、《电椅集》、《将军集》、《沦落集》、《小人小事》、《发的故事》、《长生塔》等；

(11)、好不容易才触及今天我想讲述的话题上了。总之，思考这些问题，尤其是思考刚才所提文学性的源泉之第二要素的时候，我认为巴金这个作家会成为恰好的研究对象。

(12)、半个世纪以来，巴金以自己的言论和艺术创作热情地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在“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变得更好”的思想指导下，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叛逆性格和奴性人格的艺术典型以“立人”。

(13)、孙：昨天我去看了北影厂的《寒夜》，您看了吧？

(14)、趁自己还年轻，给自己一个机会。努力奔向自己想要的生活。

(15)、巴金一直避免把萧珊当作“另一半”设想。但到了1936年底，巴金的朋友马宗融要到桂林去半年，家里无人照料到襄阳路敦和里去帮助照看居所，于是萧珊常常去看巴金，并开始关心巴金的起居生活。萧珊的来访和关心，使从成都出走十几年很少与女性接触的巴金，感觉到了生活丰富多彩、充满诗情画意的另一面。当时的巴金，要赶写文章，要看资料，要给许许多多的读者复信，还要看校样，读稿、改稿──他太忙了。

(16)、《家》，以自己的生活经历，生活背景，作为写作的素材景，而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用自己笔下的小事反映出时代大势，这种框架的设置非常大气。

(17)、冰心说：“他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之一。”

(18)、从日记中可发现，巴金在四天内应约要写三篇支持越南人民的文章，前两篇都是“一气呵成”：《文汇报》一篇2000来字，用了不到两个半小时；《人民日报》那篇1600来字，用了不足四个小时。《怒火》一篇，最后成稿2300来字，前后却花了五天多时间：12日“试写”，“开头颇感困难，不知如何写法”，13日差不多写了一整天，14日没有写作记录，15日“写完”并“开始抄改”，16日“校改”，到17日凌晨“一点改完”。能想到的是，《少年文艺》编辑部提出了一些写作要求，因为杂志读者对象是广大少年朋友。

(19)、《秋》描写的是大家庭的破败，众多人的衰落故事，更加悲情，没有生机。一片萧瑟，处处悲凉，也许这正是秋天吧，但秋天也是收获的季节，前期的耕耘，后期的收获。

(20)、话说得过于抽象了。其实，我只是说很简单朴素的道理——“文学应该把它作为文学而加以研究”——而已。那么，“文学应该把它作为文学而加以研究”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承受前面讲的内容而言，那就是说，对于所有可视化和“事实的掠取”完毕后依然存留下来的终于不能可视化的因素进行对象化，而对这些不可视的因素加以考察，这样态度。

4、巴金的基本资料是什么

(1)、框架结构更加完善，时代气息更浓。尤其把时代变革中，不同人物的不同的心理不同的状态和人物之间的矛盾展示的淋漓尽致。小说取名为《家》特别经典，写的就是家事小事，反衬出大环境就是国事，以小见大。

(2)、1922年冬，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预科和本科班(英文)肄业。

(3)、(21)　巴金1981年2月15日致罗荪信，《巴金全集》第24卷第125页。

(4)、蒋楚婷 jct@whb.cn   朱自奋 zzf@whb.cn

(5)、新中国成立后，巴金的社会活动日渐增多，变得十分繁忙，经常外出开会，出国访问，还得体验生活，写应景文章，加上无休无止的送往迎来，一年总有好几个月不在家。家里的一切，事无巨细，都由夫人萧珊操持。夫人是他们家真正的“顶梁柱”。好在他们在此之前曾有过几年聚少离多的日子，两人早已习惯了温馨的笔谈。

(6)、在最繁忙的时候巴金也不会忘记给妻子写信。他是一个感情内敛的人也是一个感情非常细致的人。对妻子他心里常常存着一份感激。他感谢妻子对他的帮助更感谢妻子对他的深深的理解。

(7)、1935年3月，中篇小说《电》出版。1936年4月，《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出版。

(8)、7月中旬，家人托人想了不少办法，给萧珊拍了两次X光片，才查出她患的是肠癌。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萧珊住进了中山医院，这时，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部。在这种情况下，巴金才获准留家照顾妻子，他每天去医院陪伴妻子大半天。8月8日，萧珊进手术室开刀。手术前，萧珊生平唯一一次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

(9)、巴金小说以自己非常独特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回应、发展了五四时期文学，比如说关于平民书写，关于思想启蒙的主题，关于抒情小说，关于资料叙述，我觉得他把五四时期的很多东西在抗战时期做了一个延展，而这种延展最终使得小说充满一种具有强烈的“我”的声音的抒情性特征。也因为这种强烈的抒情性，我们看到这个抒情不单单是叙事手段，不单单是风格，已经具有近似于意识形态的意义。

(10)、1930年前后“革命+恋爱”的创作公式，开启了革命与恋爱在文学中复杂角力的先河。将爱情纳入到革命背景下的创作倾向，普遍存在于左翼内外。巴金在这一时期先后创作了《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一系列有关革命与恋爱的小说。然而对革命和恋爱的表现，巴金又显示出不同于左翼作家的理解。在共性与差异之中，巴金这一时期的革命与恋爱题材小说展示出他对革命、爱情独特的思考，以及其继承的五四启蒙传统。通过描写青年人的激情在革命和恋爱中的演绎，巴金完成了对两者的同构，进而实现了从《灭亡》到《电》“用爱征服死”的光明主题。

(11)、1985年，四川省作家协会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金故居。巴金知道后不同意，说：“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就行了。”

(12)、巴金朋友圈里的悄悄话......|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15周年

(13)、关于英若诚执导的《家》。1982年8月，英若诚应邀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戏剧系讲学，校方希望他为该系排练一出中国戏，于是他带领戏剧系的学生排演了巴金原著、曹禺编剧的《家》。1982年10月，英若诚执导的《家》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海伦剧院表演艺术中心演出，“看过这次演出的人觉得，这些演员虽然绝大多数是欧裔的人，但行动举止却很有中国气派”。1984年，央视二套播映了由上译厂译制的英若诚执导的《家》。曹雷回忆，“尽管美国的演员穿着中国的长衫马褂，乍看有点滑稽，但是，他们把握人物很细致到位”。

(14)、(13)　巴金1981年1月25日致姜德明信，《与巴金闲谈》第181页。

(15)、关于汪文宣、曾树生、汪母，巴金在访谈中提到，“我觉得都同情，三个主角不能完全是好人，也不能说是坏人，但是我还是同情他们的”。其实，在《谈〈寒夜〉——谈自己的创作》中，巴金有更为详细的阐释：

(16)、我认为，这些评价，不管它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在不同程度上正确地触及《随想录》的本质，至少不算彻底的误读。但是，如此理解巴金和《随想录》的阅读态度，也就是说，一定要把文学作品置于现实的支配下、让它隶属于现实的阅读态度，我认为这实在是非文学性态度，如此态度会使文学本来含有的可能性和魅力变为贫瘠的。使用稍微严厉的口气说，如此不允许文学保留不可视性领域、把一切精神活动还原为可视性要素而把如此已经可视化的要素作为肯定或否定的对象的态度，令人想起《随想录》所批评的“文革”时期集中表现出来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话语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它甚至会跟“文革”当中呈现出来的野蛮、非人性、暴力等同列在一线脉络上，暗地里缔结某种同谋关系。

(17)、“再等我一年。”萧珊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巴金家有一大家人，由于战争阻隔，原由三哥承担的生活费用，现在只能靠巴金了。一年多时间里，巴金是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他写出了《火》第三卷，翻译完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侄儿、侄女的学费有了，结婚成家的费用也没问题了。

(18)、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19)、二月十一日  (晚上)从联播新闻中又听到越南南方人民武装炸毁归仁美军宿舍的捷报，真了不起。

(20)、1993年，巴金90岁诞辰时，四川省作家协会打算以巴金的名字设立基金会和文学奖，巴金又是坚决不同意。巴金专门致函四川省作家协会，再次表述自己的意见：“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5、巴金的基本资料有哪些

(1)、1956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文艺界人士，与巴金(右一)握手。

(2)、现在，一切都晚了，晚了。妻子再也睁不开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了，再也露不出高兴或忧伤的面容了，再也发不出亲切柔和的声音了。悲愤充溢着巴金的心。为了避免家破人亡的惨剧，自己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结果比自己小13岁的妻子还是受尽迫害，忍辱死去。这是多么不公平！

(3)、为什么出现如此偏向呢？我认为，这是因为过去《随想录》的阅读过于看重文本中事实的再现度如何、过于看重“被语言化的文字传达的现实感”如何，结果被这种观念牢牢约束着的缘故。

(4)、从“说真话”到“写真实”以一贯之于他的全部人生经历和创作活动中，他多次强调“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同时巴金还贡献了以“两个一致”的典型化方法和“比较象活人”的性格真实的现实主义美学理论。

(5)、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陈西禾导演的《家》中饰演过觉新的孙道临，2003年写过一篇短文，除了向巴金表达衷心的敬意和感谢，还表达过遗憾，“上世纪80年代初，经他的同意和编剧叶丹合作改编他的另一部小说《灭亡》为电影剧本，可惜未能投入拍摄”。

(6)、《巴信》和《怒火》两文，未曾辑入任何集子；《怒火》篇名虽出现在《巴金日记》，但晚于《巴金全集》出版，也许这是《巴金全集》失收的原因。不过，编辑《巴金全集》时，巴金已找到1960年代的“上海日记”，《怒火》未被收入《全集》，或有其他原因？笔者以为，最可能的是，巴金晚年自己忘了在《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作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让笔者困惑的是，《巴金日记》已出版十余年，却未曾有人注意到1965年2月16日记着：“校改《贤良江边的怒火》。”

(7)、这几天我想和朱子奇一同去找一下乔木同志，另外由延泽民同志去找习仲勋同志，千方百计先弄个过渡场所，现在的事，领导讲了话，下边照样不理，实在太不正常了。要扭转这个局面，还要花大力气。(27)

(8)、《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85年第五期

(9)、原来，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依靠应该称作“文学性”的固有性质。我认为，这个“文学性”与不可视的、也不能可视化的以下三方面因素密不可分：第文本的语言结构及其编码；第叙述主体与文本缔结的关系；第读者的阅读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谁都会承认这些要素确实属于文学作品，但是也得承认这些都未被语言化、缺乏明确的界说。

(10)、得来信后，我曾与光年、周扬同志讲到这事，他们十分赞成还自告奋勇，必要时他将去活动一所房屋，以作馆址，需要先搞一个缘起和方案，征集一些同志参加……我想总要促成此事。(19)

(11)、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Cha-teau-Thierry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

(12)、《怒火》，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创作的一篇散文。与《巴信》一样，发表时未署写作时间，但不需考证，因为在《巴金日记》(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中记得一清二楚。此处据巴金1965年的日记，抄录与写作此文有关的文字于下：

(13)、文学研究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有机部分之一=学术研究，为要在现代社会中占到一席之地，努力尽量使自己方法论精密化。这种“精密的研究”，恰如所谓新批评new criticism那样，往往无视作者的意图，抹杀作者的存在，或者把读者的情感性反应诸如感动、认同、拒绝和嫌弃等都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甚至如形式主义批评那样，居然把意义从文本剥离开来，统统舍去文本中的不可视性神秘要素，也就是说，在以“可视化”为前提的极为有限的方法论上实现了“研究的精密化”。如此“精密的研究”，在当今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相当的程度上与“事实资料的发掘和丰富化”亦即“实证研究”同义。

(14)、    2018年4月11日，由嘉兴学院图书馆、巴金故居、嘉兴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书之爱—巴金与书图片文献展、巴金主题书展”在越秀校区图书馆大厅开展。展出以来，不少学生驻足。此次活动系嘉兴学院第十届“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之也是巴金故居2018高校巡展中第一次走出上海。

(15)、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些巴金过去的着作，巴金心里很不安，便关照出版社不要给他寄稿酬。出版社如何处理这笔钱？在d委会上，大多数人主张以巴金的名义设一个编辑奖。知道巴金肯定不会同意，于是，在向巴金转述d委意见时，就说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编辑或作者。果然，巴金很快回信，说道：稿费就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

(16)、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发表长篇小说《灭亡》，引起文坛的关注。

(17)、巴：就是有一点，因为电影时间不能太长，所以小的地方，我觉得缺少一点婆婆和媳妇和解的镜头。

(18)、巴：1979年就宣布了，叫《一双美丽的眼睛》写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19)、巴：改过一次，改动不大。主要是性格方面改过一点，说明我都同情。比如说主要人物汪文宣，有些人说他是窝囊废，我说他是个很善良的人。那个社会让这样善良的人，这样好的人，这样的老好人都活不下去，都这样子，说明那个社会应该崩溃了，应该改革了。我的意思就是，通过人物的命运写那个时代，来控诉旧社会。所以，我就说最初有些人，我自己也是这样看法，好象这是一部绝望的书，是一部悲观的书，我自己当时也有点看法，有点影响，但是实际仔细想想，还不是悲观的，是有希望的！

(20)、巴金却说自己“不”。这个“不”，不是他在《随想录》中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而是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文学生命：他说，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1)、出于对客死他乡的巴恩波同学的纪念，写了一个“巴”字，作为笔名的第一个字。1958年3月，巴金在《谈〈灭亡〉》一文中说：“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巴’字。”笔名应有两个字组成，另一个用什么字好呢？正颇费踌躇时，詹剑峰走了进来，见他似在思考什么，便询问原因。李尧棠如实相告，并说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詹剑峰是个热心人，见桌子上摊着李尧棠正在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书，指指说：“就用克鲁泡特金的‘金’吧。”于是李尧棠爽快一点头：“好，那就叫‘巴金’，读起来顺口又好记。”随之便在“巴”字后边写了个“金”字。

(2)、    1973年出生于辽宁省庄河县。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2007年进入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现为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出版有巴金研究专著和传记《另一个巴金》、《巴金手册》、《巴金画传》、《巴金论稿》、《似水流年说巴金》《版本摭谈》等；文学评论集《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世俗生活与精神超越》、《人间万物与精神碎片》、《闲花有声》等，散文、学术随笔集《翻阅时光》、《五味子》、《简边絮语》、《槐香入梦》、《文人》、《甘棠之华》《微风拂书》《躺着读书》等，编有各类文献资料多种。

(3)、原来无政府主义是不可捉摸的思想。无政府主义的语言化、使用语言的对象化极其困难。而且，即使有一个人说是信奉无政府主义，但是“信仰”这个东西就存于人的内心中，是无法从外面窥见到的不可视要素。那么，即使尽量博搜现实中存在着的可视性材料，把这些“资料”、“证据”拼凑起来，也终于无法到达人的内心之深奥处。

(4)、巴：导演说，他原来拍了好些，结果还是删掉了，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无缘无故吵架。

(5)、资讯|巴老终于“来到”大连——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展、第十三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开幕

(6)、1956年来临之际，巴金写过四篇与新年有关的文章。1955年12月写有《向小朋友贺年》(刊于1956年1月1日《儿童时代》第一期)、《一九五六年新年随笔》(刊于1956年1月1日《文汇报》)；随笔《新年祝词》，据《巴金年谱》，巴金1月1日作，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每周广播》播出；还有就是这篇《巴信》。

(7)、巴金与萧珊的爱情，其实有足够的传奇色彩。1944年5月1日，萧珊和巴金决定结婚。此时巴金已经40岁了，而萧珊只有27岁。

(8)、(26)　罗荪1982年1月1日致巴金信，孔瑞、边震遐编：《罗荪，播种的人》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