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继承发展了谁的学说

1、王阳明心学继承发展了谁的学说( ) A

(1)、次年，纵是千般万般不情愿，王守仁还是带上新妇踏上了返京的路。途径余姚老家，暂时安顿下不久，给了他开放启蒙教育与生命自由气象的祖父便去世了，留下祖母孤独地守着空屋和竹林。祖父去世，陌生的妻子在侧，老屋和生命一道空旷了起来，他想抓住点儿什么。他想起了接受的科举教育里他最认同的朱熹“格物致知”之法，面对这片自小最熟悉的竹林，他能否凝视冥思直至“格”出“真知”，透过竹子的青翠外皮看到它的内在实质呢？他把自己拘在竹轩，目视竹子七天七夜，可满心期待的顿悟仍无出现迹象，他却因双眼昏花而不得不放弃了。也许……也许，真知本就不在心外，欲透过外界去认识真理和实质，其实是不可能走通的一条死路？

(2)、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3)、   当时，学生跪在那里呜呜地泣，船外，冷风嗖嗖地吹，江水静静地流。

(4)、本文通过阳明心学对于佛法篡用情况的分析，从佛教的角度说明阳心法作为异端的一些表现，从而进一点体现佛教在修行方面的独特性和殊胜性。

(5)、    郭名荣(赣南师范大学硕士)发言的题目是《从王阳明南赣抚畲看明代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他在汇报中指出，他在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从王阳明对南赣畲民地区的治理方略入手，探讨王阳明少数民族治理思想与实践，并进一步分析明代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路径，及其对当今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历史借鉴与启示。

(6)、贵阳市阳明祠里的王阳明先生朝服大像(本人摄)

(7)、更重要的是，王阳明指出，“破心中贼”也就是致良知的最要紧的功夫是在于克己。

(8)、他说：“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动静，时也。即体而言，用在体；就作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若说静可以见其体，动可以见其用，却不妨。”意思是说，体和用是一回事，动不是用，静也不是体，体用只是人们的对于心的一种判断。除了心的分别作用，别无其他。王阳明在这里实际是否定存在体与用了，因为在这里心的作用只是自我的分别，本身没有体与用的分别了。佛教也讲体用，也讲体无不在用，用无不在体。但是，佛教的体，是空性光明，用是指大悲周遍，二者同源而异，与王阳明的解释根本不同。《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一》说：“如来法身不思议，法界法性辩亦然。光明普照一切法，寂静诸法皆悉现。”这里的法身与应身化现及世界一切法，是同一空性的显现不同，但并不是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不是第六识的分别出来的，不是心作于体则用即体，心用于用则体即是用。

(9)、在阳明心学中，无论是哪个主张，其实本体、功夫、境界都是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本体是实践工夫所以发生的逻辑出发点，工夫是本体现实存在的依据和表现，二者的区别在于，本体是形上的无方所、无定形，工夫则是具体的、实践的，关于具体的工夫，可以说有两种，一是事上磨练，一是静处体悟，但阳明又说“上根之人，世亦难遇，此虽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也就是说，这两种工夫，虽然一种是渐悟，一种是顿悟，但是顿悟只是针对上根之人而言，对于中下根的人来说，应采取渐悟的方法，在这里，则所有的人都被包含在修行工夫之中了。而工夫除了受本体规定外，同时又受境界的制约，境界则是指主体在修养功夫中的追求指向及其呈现。这样，工夫和修养实际上就是同一种实践活动，而本体与境界则是代表着这一实践活动的始末两端。这三者具有三位一体的特点：从形上的角度看，它统一于本体；从形下的角度看，它落实并实现于工夫；从指向上看，它又归宗于境界。然而，阳明的论述始终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和回溯的。

(10)、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这是理学的核心思想。

(11)、王阳明认为，人心有的好色、好名、好利之心，并不是缘起因果生成的，而是平时实存于内心，因为与外物感应而显。而自心本体，同样也是除欲而感：“汝若于货、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盗这心一般，都消灭了，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看有甚闲思虑？此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

(12)、中国除了老子的“道”略有对世界本原的探寻意味(易经中的“太极”也只是一个逻辑起点的纯概念)，没有任何人关心对世界的终极追问，更没有逻辑反思的功力。所以，国学始终是停滞在神学、哲学、科学这种逻辑范式之外的“古儒学、准神学、亚哲学”的前神学文化，儒学和其中的王阳明的心学莫不如此。

(13)、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这是理学的核心思想。

(14)、“知行合一”，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良知，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

(15)、从良知本体及其发用流行这一角度来看，它是本体的直下落实和人生实践的当下显现。另一方面，良知又有随时被私欲蒙蔽的可能，而正因为这才是生命的常态，因此，修养才成为必要，同时也成为了良知彰显的必要前提了。从良知到致良知即从本体论到修养论的过程。

(16)、(1)背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民族危机严重;早期维新思想的影响。

(17)、王阳明对江西人、南昌人的价值大，值得挖掘。

(18)、 14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确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以被遗忘的古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化为起点，反对宗教教义和中古世期的经院哲学。大力提倡以人为本位，反对以神为本位的宗教思想，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这是一个巨人叠出的时代。在自然科学方面，哥白尼的“日心说”给“地心说”以致命打击。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地理学说又为地圆学说提供了不可反驳的证据。伽利略在数学物理方面的创造发明，使人对宇宙有了新的认识……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人才济济，代表人物有诗人但丁、画家达·芬奇、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剧作家莎士比亚等等。

(19)、正当西方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进行社会大变革，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处在如火如荼的时刻，中国还按部就班地承传着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制度，还被封建专制控制着和封建蒙昧主义的阴影笼罩着。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之国逐渐与西方社会拉开了距离。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换，继唐诗、宋词、元曲之后又有了明清小说这一文学形式。这一文学形式的突显并没有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丝毫进展，尽管已有资本主义的萌发产生，可就是没有唤起人们的觉醒，仍然使中国社会处于滞后和蒙昧之中。但这一文学形式的转换却给中国几千年的文字游戏注入了活力，也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亮点。

(20)、对于“致知”，王阳明解释为“致良知”。他主张“性无不善，知无不良”，所以“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致良知，也就是好善而去恶。

2、心学王阳明最经典两句话

(1)、我心向正义，何必在乎手段。我心向天道，在我心里光明与黑暗都是天道。

(2)、重要的是，作为直接的道德判断之主体的良知必具有自知自觉的根本能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般，更无须倚傍他人或凭借他力，只要一念萌发，内在良知即刻启动，便自能知是知非，一切善恶更是瞒他不得。关于良知自知的这一特性，王阳明又称之为“独知”。他有两句著名的诗句，生动地表达了这一观念：“良知即是独知时”，“自家痛痒自家知”。正是基于良知自知或独知的理念，故道德行为的是非善恶最终唯有依赖于良知自知的判断，而无须诉诸外在种种人为设置的规范。换言之，外在的社会规范终须经过一番心体良知的审视才能有助于道德行为，而道德行为得以施展的内在动力就在于心体良知而不是出于对外在规范的屈服。要之，王阳明学的良知理论，极大地突出了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主动性。

(3)、房子就是历朝历代，补房的人就是各家学说，汉朝之后儒家成了公司跟开发商签订了垄断合同，以后儒家独家补房。

(4)、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智质载体的自然演运既表达为物化性状(即实体结构)的分化，同时也表达为道德意识(即虚体属性)的代偿，正是由于这种分化和代偿的一脉并行，才衍生出日益繁多的伦理概念和人道体制，也正是由于这种主观和客观的一体动进，才使得社会逻辑要素在社会变革进程上日益凸显为伦理驱策的唯心动因，以与自然逻辑要素在社会变革进程上日益凸显为知识驱策的唯心动因相吻合——总之，生物晚级社会的自然客观动势终究要借助于人类逻辑集合的主观意志盲动来实现。

(5)、在王阳明学的思想系统中，与“心即理”“致良知”并称为三大命题之一的是“知行合一”，三者构成了王阳明心学的有机体系。换言之，倘若缺乏心即理、致良知的心学理论，那么“知行合一”就无法理解也难以成立。

(6)、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7)、(1)原因：秦末战火频繁，社会经济破坏严重。

(8)、王阳明的思想，并不是他凭空创造的，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从宋代继承下来的。宋代的陆九渊陆九韶兄弟便已经提出了心学的基本观念，并且在鹅湖与当时的理学大师朱熹进行过辩论。王阳明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并且将朱熹思想中的某些因素与之融合，借鉴了佛家的某些观念，最终揉合成了所谓的“阳明心学”。原汁原味的王阳明学说，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当时的社会，而他的弟子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距离王阳明的思想已经偏离得较远)，的确在观念和行为上冲击了当时社会的“正统”，颇有开新风气的意思。

(9)、“心即理”认为的是“理”在心中，不用外求，心学家首先是在心里认为这个知识有必要去追寻，然后才去追寻。

(10)、卓然不变的豪杰之士往往带有某种狂者气象。王阳明本人常常以“狂者”自命。儒家的做事原则是“过犹不及”，为人处世达到中庸和谐的效果往往是终极目标。但孔子也曾有狂者进取的感言，王阳明就是以狂者进取作为践行者。因为狂者崇尚真实，自信本心，没有任何矫饰，亦不为外在的毁誉所左右。他不仅拒绝迎合他人、随波逐流，而且敢于向世俗挑战：“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全集》第784页)，这种掀翻天地、冲破束缚的狂者，以具有顶天立地的气概，它可以看作是对独立人格的形象描绘。而这种卓然独立的“狂者”形象正是书法创作者的参照物。很鲜然，只有狂者才能向前推进。难道不是吗？王羲之的嬗变，王献之的开拓，颜真卿的“过火”，张旭的颠，怀素的狂，米芾的诡谲，黄山谷的放纵等等，那一个不是狂者进取的实践者？到了明末清初时，由于王阳明心学的普及与推广，一些有见识的书法家以“穷天下之理，应知反求诸其心”(《传习录》中)和“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传习录》下)的主观能动的“独知”思想的影响下，不拘一格，独具匠心，卓然另立，各抒己见。

(11)、(3)代表人物：北宋时期的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时期的朱熹，成就最为突出，所以“理学”也称为“程朱理学”。

(12)、所以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存的就是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灭的就是个人人性的自由伸张。其“人欲”和“天理”直接彰显后天理性对先天人性的抑制与矛盾，时时提醒人要克己复礼，按“天理”下的伦理规范修行，直到成就儒家的最高境界，止于至善。

(13)、(4)结果：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繁荣，国力日盛。

(14)、王守仁九岁那年父亲王华中了状元，远赴京城任翰林院编修，一遂功名之志，也就带上了他。父亲为他铺设好了生活的轨道，入塾、八股、科举、及第、入仕，可他不愿遵循。少年总觉得京城此地是意气风发的翰林院王编修的家，不是他的家，他在心底珍惜地敛藏着水乡空气中濡湿的甜。而北方风的凛冽天的高远却在悄悄培养着他半卷兵书踏马天下的侠客梦。十五岁的他离弃了八股一样枯燥乏味的日子和生母去世父亲续弦后空气冷硬的家，独自到京北登上居庸关长城。自下关而上关，回身眺望，远处的北京城似乎伸出一只手掌便可遮蔽，少年心事浩茫起来，风吹得衣衫猎猎作响。

(15)、(4)行书兼具楷书的规矩和草书的放纵，东晋王羲之、唐朝颜真卿、北宋苏轼、元朝赵孟頫、明朝文征明等人的行书，历来备受世人喜爱。

(16)、作用：政府的收入增加，积贫的局面有所改变，社会矛盾有所缓和。

(17)、孟子首先肯定“心“在人体中的作用，提出”心之官则思“，强调”心“是用来思考的。并且孟子还强调”推己及人“，用”心“来关怀周边，关怀天下黎民。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心“代表着种种美好的品德，是”君子之心“。而儒家学子所要做的正是保持这颗生下了就善良的”心“，要努力维持自身修养，只有先修好“心”，才能修好天下。

(18)、由于以上的原因，王阳明在“悟道后”，设立书院，糅佛借理，走上了阐扬他独到体悟的道路。

(19)、(3)代表人物：北宋时期的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时期的朱熹，成就最为突出，所以“理学”也称为“程朱理学”。

(20)、明末清初的书法创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呢？除了中国书法本身的原因之外，它所处的思想文化环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陈振濂先生所言；“书法是一门高度抽象、高度秩序化的艺术，它受思想文化的制约比其它任何艺术类来得直接而强烈”(《现代中国书法史》第13页)。魏晋书法的变革是在“三玄”思想的熏陶下完成的，颜筋柳骨、颠张醉素的盛唐景象是在儒、道、释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显露出来的，苏、黄、米、蔡四大书家却在谈禅调侃的意趣中登上书坛高座的。书法家的创作无不打上它所处时代的思想烙印。所以说明末清初的书法家也离不开它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环境。王阳明的“心学”却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如论如何也是不可否定的。

3、王阳明心学继承发展了谁的学说( )

(1)、所以，阳明心学的本质就是把儒家理性的道德教化和先天感性所得、知性本能，乃至心灵本体全部归为“一心”(其实整个精神存在其感性、知性、理性本来就是一体)，认为那就是完善的精神世界，或者说，最高的理性道德本身就是心灵本体的完整显现。当然，王阳明对于精神世界(即“心”)的逻辑规定完全没有西方的那种论证和了解，只是模糊而直觉的认定“心即理”、“天理即人欲”(其实最淳朴亲缘氏族社会中其人欲并不包含封建社会后衍的“天理”，“天理”只能是当下人的精神追求)。所以，拥有完善精神世界的人自然尊儒家仁义礼智信之理念，行儒家之忠孝节义之行，择善固执，止于至善，是为圣贤！

(2)、至明朝，陈献章开明朝心学之河，儒客大家王守仁(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二字并发扬光大，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於“致良知”，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

(3)、二是修心与修身。王阳明十分强调做人成圣，关键在于从心开始，从我做起，正心修德，修身践行，知行合一致良知。王阳明坚决反对当时的不良学风，强调知行合言行一致、表一如始终如一。王阳明的思想学说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对我们正风树德，敢于担当，扭转官场风气，反对两面人，反对形式主义，解决社会的种种问题极具积极意义。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土壤与滋养，是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之林的软实力。

(5)、总之，在传承的总体上，阳明心学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佛儒有智慧上最根本的差异问题。

(6)、但是尽管王阳明“有志圣人之道”，却于“宋儒格物致知之说若无所入”。据记载，在其十五六岁时，发生了一场“格竹”事件，他当时深信朱子“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道理，于是在其父的官署中“取竹格之”，结果“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作为这一事件的延续，二十七岁时，王阳明又因朱子所说的居敬持志是读书之本、循序致精是读书之法的说法而受感触，于是按照朱子的读书方法重新读书，但是没过多久，王阳明依然感觉物之理与己之心难以契合，导致旧病复发。这两次事件在王阳明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意味着王阳明对于朱子理学的那套格物穷理的方法产生了根本怀疑，即向外求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直至王阳明三十七岁时，通过“龙场悟道”这一根本的生命体悟，才使心与理如何打通为一的疑问获得了最终的解决。

(7)、明朝中期以后，陆王心学得到广泛传播。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8)、王阳明在赣州、大余、崇义、于都、龙南、通天岩、庐山、白鹿洞书院都留有摩崖石刻，其中庐山的《纪功碑》、庐山东林寺里的诗碑、赣州崇义的《平茶寮碑》都十分有名。

(9)、(2)他认为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他同人民签订的契约，如果他违反了民意，人民就有权_他。

(10)、    孙拉拉(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硕士)发言的题目是《神奇圣人：钱德洪《王阳明先生年谱》中的王阳明形象塑造》，她在汇报中指出，钱德洪《王阳明先生年谱》的编纂并非钱德洪一人之功，而是由王门弟子共同手撰而成。先后经手者有薛侃、欧阳德、黄弘纲、王畿、张元冲、邹守益，最终由钱德洪编纂成谱。因而在学术界认可度极高，为绝大多数阳明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入口。钱德洪《年谱》呈现出了王阳明从神人到高人再到圣人的形象变迁过程。王阳明人生际遇的神秘色彩以及《年谱》语言结构中刻意凸显的王阳明神悟的一面，这两方面成功塑造出了神人化的王阳明形象。王阳明高人形象在王阳明家学传统中就已有所显现，显露在王阳明运筹帷幄的军事谋略中。王阳明外部生命轨迹具有圣人之运以及王阳明内在人生追求显示圣人之德，塑造了一个超凡入圣的圣人化的王阳明形象。

(11)、(4)他相信法律应以人性为出发点，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2)、简单的说，我们自认为的“心”——本能或潜意识、无意识层面的东西，一方面是基因赋予的先天的动物性知性本能，一方面是后天的理性沉淀结果。未经过学习的没有自我意识的如婴幼儿的“心”只有先天的动物性知性本能，只有经过理性洗礼后的“心”才是王阳明说的圣贤之“心”或“佛性”显现(在西方也是把至高的理性视为神性，在黑格尔那儿即“绝对理念”)。也唯有理性的道德认知沉淀为澄明知性本能，才能真正实现“知行合一”。而理性之“知”还没有沉淀为知性本能的时候，还只是认知层面的肤浅的“知”，类似我们书本上得到的“知”。就好比庄子所说，以孝为孝，非孝的最高境界，只是按着孝的知识去孝；以孝为本能天性，不过是最自然的行为，才是真的孝。

(13)、在王阳明看来，八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表现，是穷究人心之良知。他说：“身、心、意、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功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这样，他就把《大学》的实践道德思想转变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

(14)、他一生立功、立德、立言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江西：南昌铁柱万寿宫夜访老道、问学娄谅、治理庐陵、南赣勘乱、平定宁王之乱、平乱之后在南昌与几位宦官的緾斗、讲学江右(南昌讲学、赣州通天岩讲学、白麓洞书院会讲、吉安讲学)、著作刊印、庐山游历、阳明之死……。

(15)、(4)实践：1898年发动戊戌变法，但最后结果失败。

(16)、阳明心学对我们现在做人做事有着重要和积极的借鉴意义，为共产d人的“心学”也提供了丰厚滋养。

(17)、“率性之谓道”指按照天然的人性去做，就符合人之道。大自然赋予人的天然禀赋表达在经验世界就是知性本能，如母爱使后代得以照料存续，爱情使人类得以繁衍延续。(这里“知性本能”的提法源于哲学对感性、知性、理性的探讨，采用《物演通论》中的用法，而与日常生活中说的“知性”不同，侧重于理解“本能”即可)动物的追求仅仅以满足需求为限度，只有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贪欲膨胀，索取无度。

(18)、所以说，王阳明所说的“镜”与佛教所说的并不相同。

(19)、在这恢弘沉重的历史感与使命感面前，才敢谈什么是阳明心学。心学弟子也是在典籍前发下过“为天下”恢弘誓愿的那批人。王阳明首先是读着儒家学说长大的儒家弟子，然后在儒家根基上开宗立派。他的所做所为，目的在黎民，在百姓，在修齐治平，他的继承人如徐阶，张居正，又哪个不是为天下奉献一生的人。

(20)、(2)他们否定一切外在，认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只有人自己的“理性”。“理性”是启蒙运动的核心。

4、王阳明心学知行合一

(1)、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2)、(3)明朝时候，江苏昆山一带形成的昆曲，流传甚广。

(3)、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祖籍浙江余姚，其父始迁居山阴，曾修学讲学于越城附近(今浙江东部)的阳明洞，故有阳明先生之号，并以此行于世间。王阳明的重要思想即“心学”，首先是通过他的弟子们收集和整理的《传习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传习录》三卷篇幅不大的记录中，比较集中的表现了王阳明心学的全貌。从时间上看，它收录的是王阳明思想成熟期的论述；就内容而言，它几乎涵盖了王阳明心学的各个方面，从心、性之辩到心、物关系，从致良知说到本体与功夫论，从知行合一到万物一体，都纳入了《传录习》的论题。

(4)、故而，他们能为了一个目的隐忍二十年(徐阶)，当孙子当木偶毫无尊严的阿谀奉承，拍马吹捧(张居正)，他们能当面答应，转身就翻脸，背信弃义毫不犹豫，他们打倒敌人，会一直踩到死，毫无恻隐之心。他们都是最资深的阴谋家与政客，因为阴谋往往是实力不够时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但他们和阴谋家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们知道自己用阴谋的目的是惩恶扬善。

(5)、阳明先生本人也用一生践行了知行合一以致良知的理论主张，离开龙场之后，他重返仕途，曾巡抚江西，总督两广，平定宸濠之乱，尽显儒将奇才。又开坛授业，著《大学问》《传习录》，流布心学，继宋元理学之后，开一时之新，焕然后世学风，立德、立功、立言“有明一代，皆居绝顶”，以其杰出的文道武德赢得了当时后世的祀奉与尊崇。五十七岁时，阳明先生以病乞骸骨，逝于返乡途中。弟子询问他有何遗言，先生的简短回答无疑是对自己一生知行的最好注解：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6)、● 王阳明：心外无幸福，追求幸福要从心出发

(7)、③严复：指出封建君主为“大盗窃国”，翻译《天演论》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8)、王阳明认为这样的理，这样的心，古今众人皆同，用陆九渊的话说就是“四方上下曰宇，往来古今曰宙。宇宙在乎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东方有圣人出，同此心，同此理；西方有圣人出，同此心，同此理。百千万年前有圣人出，同此心，同此理；百千万年后有圣人出，同此心，同此理。”

(9)、总之，从人类思想史而言，王阳明的心学没有任何重大的学术和思想价值，虽然其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理念曾覆盖东亚文化区，包括中国和日本，中国的曾国藩、日本明治维新的一批人都受到王阳明思想的影响，所以在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实务史上对王阳明心学给予较高评价。这正是务虚和务实评价体系的区别。

(10)、儒学形成了三大流派，主要是二程(程颢、程颐)一朱(朱熹)的程朱理学，他们引入道家思维，重新构建了儒学。在大宋儒家巅峰中占了一个很强的一派--理学。又因为以道为无极，所以也称他们为“道学家”。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们这一派属于客观唯心主义。

(11)、无论是孔孟之学的“士不可不弘毅”，还是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存天理灭人欲”，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最后到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其内在精神支柱，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使命感召之下发的恢弘誓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2)、康德：德意志的哲学家，著有《纯粹理性批判》等著作，对启蒙运动作了经典的总结。

(13)、什么叫不假外求？天理在你心里，不要去问别人，别人的天理告诉你你也接不住，不是你思到悟道的东西给你也没用，你用赤诚之心去追求真理，你也可以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是圣人。在发展下去就是唯物主义了…但是明朝的社会结构硬件设施不允许发展出唯物主义，所以张居正把心学禁了。

(14)、(2)唐代楷书步人盛世，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各具特点，分别被称为欧体、颜体和柳体，成为后人学习、临摹的范式。

(15)、王阳明继承的是理学，而理学自称是孔学的光大——事实上王明阳认为自己是孔学心法的真正发现者，所以，孔学内在的理论结构对于王阳明篡用佛法肯定起到了某种作用。另外，他在理学中的一些发现以及他自己的禅修经验，也是最终导致了他要篡用佛教的重要因素。

(16)、文化思想是一切思维模式的潜在动力，在当今中西方文化的大融合时代，中国书法这个古老的使西方人很难涉足的独特艺术能否发出耀眼的光芒，就看生活在这个伟大时代的书法创作者所采取的态度和创作精神。

(17)、1517(正德十二年)，王阳明正月初三起程，正月十六日到达南赣巡抚的治所--赣州，开府办公，就任南赣巡抚一职。仅用1年3个月，王阳明就平息了民乱，安定了百姓民生，稳定了社会秩序。

(18)、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佛教和道教开始挑战儒学的正统地位，儒学大师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19)、知行问题，由来甚早。《尚书》就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之说，即著名的“知易行难”说，一般认为这是认识论领域的命题。因此，知行问题常被看做认识论的问题。朱子提出“知先行后”说，也是认识论命题，他强调知识对行为的主导作用，但是反过来行为对知识也有重要的检验作用，以使知识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所以朱子又有“行重知轻”说。归结而言，“知行常相须”，意谓知行是可以齐头并进的，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彼此缺一不可。然而在王阳明看来，朱子的“知行”观已经预设知行是先后关系，两者毕竟是二元存在。

(20)、(2)兴办太学，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学完经考试合格后即可到政府任官。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陈规，使非贵族官僚家庭的子弟也可凭太学资格做官;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

5、王阳明心学继承发展了谁的学说

(1)、(2)在认识论上，他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

(2)、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心中的“天道”，为了这个心中的“对”。对付卑鄙的敌人，一定要比他更卑鄙；对付背信弃义的敌人，一定要比他翻脸更快；对付残忍的敌人，一定要比他更无情。正义终会因我而来临。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目标多么看似不可完成，无论敌人多么强大，自己多么孤独，这都是他们要走的路，这条路就叫“致良知”、“知行合一”。所谓天道，良知而已，所谓知行合凭着良知一直走下去而已，无谓孤独寒冷。也无谓千夫所指，万人唾骂。

(3)、王阳明认为，知行问题与其说是认识论或知识论的问题，毋宁说是实践论或良知学的问题。因为，所谓“知”就是良知，所谓“行”就是致良知；不可能存在游离于良知存在之外的所谓“知”和所谓“行”。换言之，知行都必然在良知本体的笼罩之下，都必然服从良知本体的指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提出了“知行本体”与“知行工夫”的概念，并坚持两者“原是一个”而不可“分作两事”的观点，所谓“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就是这个意思，强调行即是知，知包涵行，知行成了互涵互摄的关系。这是因为在王阳明看来，“知行”二字是“就用功上说”的——即从实践领域而言的，而“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意谓良知是“知行”的形上依据。

(4)、王阳明说：“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5)、(1)背景：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6)、既然知行是实践的问题，那么，知行工夫也就必然是“原是一个”的合一关系，不能“截然分作两件事做”，行的过程有知的参与，知行是同一过程中的两个方面而相即不离。质言之，“知”即致良知，而不是指“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的那种求知行为(王阳明称为“妄想”)；“行”也是致良知，而不是指脱离良知指导的行为(王阳明称为“冥行”)。王阳明指出，历来人们之所以怀疑知行合认为“知易行难”，原因在于“不能致那良知”，事实上“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这就告诉我们，良知作为一种真正的道德知识，必然伴随道德行为的产生——即“自知”。因此不论是“知”还是“行”，“元来只是一个工夫”，知为易知，行亦易行，这是在良知参与下才得以成立的。以上便是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的主要理路。

(7)、儒家的“天”类似《道德经》中的“道”，如《诗经》里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里“天”能生人生物，如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也如西方的人格化的上帝。

(8)、第良知是人心固有的是非之心。王阳明的良知源于孟子的良知、良能。“良知者，孟子之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良知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

(9)、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10)、三是自信与淡定。王阳明的内心十分强大，对自己的目标与行为十分自信，他的行为也就从容不迫。

(11)、江西人、南昌人特别重感情，重气节，讲仁义。南昌自古以来就是一座英雄城。南昌人对那些为江西、为南昌做了好事、有了壮举的英雄特别尊崇，不论是古代、现代、当代，也不论是战斗英雄、治水英雄，还是思想英雄、精神英雄都给予致敬、礼赞。王阳明是立功、立德、立言的真三不朽的英雄，他的主要业绩又主要是在江西取得的，他在江西的南昌、赣州、吉安、庐山都有踪迹。他就理所当然受到江西人的普遍尊崇。你看，江西的纪念地、物、名最多，到处都有阳明路、阳明祠、阳明湖和阳明公园等。这些年，在吉安、崇义都建了王阳明纪念馆，都做得相当不错。赣州也将在市区建立王阳明的纪念设施，现在南昌市建立了“江西王阳明纪念馆”，这是江西人、南昌人的情义所系、人心所系。

(12)、(2)战国帛画：《人物龙风图》《人物驭龙图》，造型准确，线条流畅，色彩绚丽，表明中国绘画艺术从萌芽走向成熟。

(13)、对待儒家经典，陆王主张“六经注我”，认为经典不过是吾心的记籍，治经学的目的是为了致良知。从形式上讲，不受儒家经典的束缚，以六经为我心的注脚，相对轻视经典，把宋学区别于汉学的崇尚心悟，以己意说经的特征和倾向进一步发展。

(14)、知行合一的认识论。针对当时社会言行不一的弊端，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说，纠正了朱熹先知后行的知行观。他认为知和行是不能分离的。知就是“良知”，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感与判断力。

(15)、(3)魏晋以来，草书盛行不衰，名家辈出。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唐朝的张旭、怀素等，都是草书大家。

(16)、天底下所有事情展现出的性质其实是没有善恶好坏的，例如天上下雨本无所谓好坏，对于要出行的人是坏事，对于要种地长庄稼的的人是好事，是一件事在一个人意识上起心动念之后才会形成善恶的判别，同样对于对错的判别也是一件事物的性质让一个带着自己立场的人产生的起心动念的判别，要是不起心动念了，或意识上的好恶不会左右你的判断了，你就能对于事物的特点做一个正常完整的观察了，这就是人心一面镜的道理。

(17)、(2)主张君主立宪制，权力分属议会、君主。